对此，有学者认为，“恐俄症”在西方的长期存在，实则是因为受到宗教、文化、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西方，许多政客、专家甚至普通民众都认为俄罗斯是一种威胁，甚至说您想统治世界。这是真的吗?”
“这是西方为解决阵营内部及国家内政问题而强加给舆论的一种刻板印象。……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至今还流行恐俄症，这非常令人遗憾。
普京的回答，一语破了西方“恐俄症”的本质——是西方为解决内部政治问题而强加给俄罗斯的阵营对抗的工具。
当时，立陶宛和波兰王国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以及天主教耶稣会会员等，都曾积极地进行“恐俄症”的反俄宣传。
比如，波兰国王，也就是立陶宛的大公西吉斯蒙德一世，就曾在多位西方君主面前大肆宣传:“来自莫斯科的俄罗斯人让我们非常恐惧，他们不是基督教教徒，而是野蛮的残暴之徒，他们是属于亚洲的，他们早已与突厥人和鞑靼人商定好要摧毁基督教世界。”
所以，在到过俄罗斯国家的“外国人”，他们的笔记里常常会“留下一些关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负面笔记”。
1054年，以罗马教皇利奥九世和君士坦丁堡牧首色路拉里乌斯为代表的“宗教事件”成为罗马分裂标志。
在这样的“信仰之战”中，当时的斯拉夫民族以“罗斯国”为名，派出了“维京战士”组成的“瓦兰人卫队”，与“十字军”血战。
利沃尼亚的宝剑骑士团与随后的条顿骑士团合并，并与爱沙尼亚的丹麦十字军和瑞典骑士组合成更强大的“宗教军团”，
“拉丁世界在看到希腊人的财富时会经历钦佩、嫉妒、沮丧和仇恨。这种自卑情结在1204年得到满足，激化了其对拜占庭的侵略性。
但在进入莫斯科之后，尽管拿破仑取得“巨大胜利”，但最后俄国凭借“天时地利和人和”，勇敢地将拿破仑赶走。
法国在拿破仑时代，可谓是欧洲第一强国，就连“第一强国”都被俄国打败，英国广泛的殖民利益和欧洲争霸，“强大的俄国”无疑是其最大的“安全隐患”。
此时，因为阿富汗、巴尔干半岛殖民利益受到俄国的“严重威胁”，此时，英国的“恐俄症”达到巅峰。
“‘恐俄症’是19世纪历史的核心问题，那段时间俄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交往大部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尤其是欧洲盛行的“自我优越感”背景下，更催生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偏见、怀疑，甚至是不友好和敌对的态度。
他一直坚持与罗马教皇保持密切的政治联盟，他的统治令地中海北部的“欧洲”获得了新的政治意义——
这一进程中，无论是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还是此后的俄罗斯各时代领导者，都将此理念作为主要的政治信念和旗帜。
比如使“俄罗斯欧化改革”的创始人彼得大帝，在他的领导下，俄国通过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手段，坚定而决绝地打开了“通往欧洲的窗户”。
在这一进程中，有学者考证并认为：“五百多年来确定欧洲的一个关键问题一直集中在包括还是排除俄罗斯。”
其数百年的“纸面文字”和“口口相传”埋藏的巨大的认知力量，其改变并非一时一日，甚至可以预见的是其必然要经历更多的“地久天长”。
比如2次十字军东征，以及1853年的克里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甚至是发生在中欧这一地区上的近千年的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这就是其终结的归因